论阮籍与李商隐的契合
?在文史上，魏晋的阮籍和晚唐的李商隐是两段真风流的代表，二人在诗文方面的幽深曲奥多为后世称道，那么他们究竟有哪些契合处，造成这些契合的因素是什么？在契合外又有哪些差异呢？<br/> <br/> 一、 两个大时代之后：建安与盛唐。<br/> 建安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人才也考验人才，有志之士都渴望一显身手，在这幕时代史诗中勾勒出最惊心动魄的一笔。所以建安诗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这种雄心壮志贯注在诗歌中，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一种“真力弥满，劲气充周”之感。位居相王之尊而雅爱文章的曹操，历经汉末战乱与三国争霸战争，当其“横槊赋诗”之时，那种踔厉风发的精神，那种对生命的理解与关怀的悲慨之情，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看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诗句，那志在统一天下的雄图大略和信心，以及至老不衰的奋斗精神，表现得何等鲜明和执着，建安的其他诗人所处的地位与曹操不同，但各人都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抒写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豪情壮志。而唐王朝则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中国封建史上最为繁荣的朝代，开国后一百多年由于政治安定，生产力大有发展，统治者也大力选拔人才，因而一般士大夫有进身的途径，这使他们对自己对社会都充满了信心，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因而抒写宏图大略，实践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那种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策朝廷、立功边塞的雄浑气度盛气凌人地镌刻在盛唐人的思维中，从人们的诗文中大气磅礴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br/> 阮籍与李商隐分别处在这两个大时代之后，这两座人文精神的高峰，在其它朝代是不具备的，如赵赵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外患连连，国力持续走下坡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辉煌。所以自然地，辉煌时期留下来一些精神深刻影响着阮籍与李商隐，在阮籍的言行中，还有建安时代豪放不羁的遗风，而李商隐的诗歌里，盛唐气象转化为一种情深之至的追忆，并且在二人的诗歌中，深深地、时隐实现地表露出对大时代逝去的沉痛。二人的人生经历，同样地叫人感到悲慨与沧桑，是以在大的背景下，阮籍与李商隐相似地契合在一起。<br/> <br/> 二、特殊的末世心态与幻灭感。<br/> 阮籍所处的年代，是在曹魏政权日薄西山即将倾倒的时期，而李商隐处世的年代，则在晚唐王朝奄奄一息的末年。这两个末世有一个共同之处——内部祸乱。曹魏政权丧于司马氏之手，唐王朝先有安史之乱、后有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在位者的昏庸无能更使二人看不到希望，增添“穷途无路”之叹。就像一个人沉疴不起而变得沉郁多感一样，他们的这种心态不同于以后的末世之人，如赵宋王朝，自始至终外患频仍，建国之初的几次北伐就连吃败仗，以后便是国力的持续衰弱，那样的境遇造成的是如文天祥那样的硬骨头，在最后的时刻还能斗志昂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魏晋与大唐帝国，曾经何等辉煌，最后千里之堤还是毁于附庸的宵小，这样的没落叫人还有什么希望可以寄托？还有什么激情去奋斗？所以阮籍佯狂疯癫，终日饮酒，有时还访道求隐，实则对当时的世道已非常失望，并不只是为逃避政治压迫而已。但那种盛时留下来的遗风未远，辉煌尤其使人每每思之怆然，加上政治高压，这样境遇中的阮籍心情的悲慨可想而知，发为文字，都寄托在他的《咏怀》之中。故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而李商隐则更加具备这种无可奈何的末世情怀，在他的许多诗歌中，都表现出这种沧桑感与幻灭感，如《风雨》：“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 此诗写于诗人晚年，诗人漂泊一生，除了少年时期诗名得意而外，始终不得其志。长期沉沦漂泊、厕身幕府的诗人已经到了人生的穷途。面对《宝剑篇》，想到盛世的人们何等洒脱，而如今自已空有满腹才华抱负不得施展，羁旅漂泊，一无建树，恰似这风雨飘摇的末世。心中苦闷与悲凉惟有凭借诗与酒来抒发，如在他的《锦瑟》中，虽然明写爱情的成分为多，何尝没有“香草美人”的托喻在其中，在“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自况中、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低回中，难道看不到诗人无限沧桑的时代宿命感？李商隐的一些写的极好、传诵千古的诗为何冠之以“无题”？因为那时代寄寓他的情绪，有些实在不能以一个题目来概括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只好申之以“无题”。如他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样一首诗，写的凄然苦情，我们一般拿它做情诗来赏析，但我们总能感到其中多了一些一般的爱情诗所没有的东西，那不就是时代沧桑所赋予李商隐诗歌的那份厚重吗？难怪后人称之为老杜后七律第一人。<br/> <br/> 三、在两派斗争夹缝中的人生<br/> 正始之季，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与身家毁灭，使得文人们的生存十分艰难，一不小心，就有抄家之祸，当时司马氏正阴谋篡权，阮籍处于曹魏与司马氏两派的明争暗斗之中，日子很不好过。致使如他那样真情真性的人，却要“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所谓佯狂不羁，任情放达也只能在生活琐事中流露，在政治上像建安的士子们那样高声呼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形，何其逼仄，又怎不叫人“穷途恸哭”？在他的诗文里，充满了难言的感慨、无边的忧惧与深重的哀伤，阮籍的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实际上是他抱负无由施展、生命危在旦夕的变态表现。《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在现实生活中无由发泄的愤懑和苦恼，都一古脑儿倾泻在他那情调悲怆的八十二篇《咏怀诗》中。如《夜中不能寐》一首，透过中间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披衣弹琴的诗人形象，油然让人感觉到的是一股悲凉、落寞，绵绵不尽的忧思。《一日复一日》更是他处在当时险恶政治环境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动写照。他的《大人先生传》中那个超脱现实，神游四海之表，天地之外的大人，正是诗人希望摆脱这个虚伪世界束缚的心理寄托。文中通过大人与人们的辩论，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这过激的空想，而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对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和虚伪透顶的社会风习发出的强烈抗议。是作者悲愤之至而发抒的怨愤罢了。<br/> 同样，李商隐则深受唐末朋党之争的羁绊。《通鉴》卷二百四十四载：太和七年二月，德裕初次拜相，文宗与之论朋党之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当时“牛李党争”正酣，李商隐处于党争夹缝中，不知其身将归往何处，然而正直的李商隐虽未参与党争，但他娶王茂元之女一事在间接上构怨于“牛党”的令狐绹，从此仕途清淡，羁旅漂泊，可以说一生郁郁不得志。正因际遇与阮籍如此多相似处，故李商隐对阮籍的狂放不羁有着深刻理解，如其《乱石》诗云：“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 以歧路枝生，夜色昏暗，云蔽星光写政治局面，既是魏晋易代之际一片昏暗恐怖景象的再现，也是商隐所处的晚唐政治环境的象征。诗中的穷途之哭是商隐笔下常用的事典。其《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再次以“途穷方结舌”明确自指，表明虽生活于异代，却自感与阮籍有相似的处境。<br/> 二人同样处于恶劣的政治旋涡中，要顾及身家性命，自不能行常人能行之事、不能言常人能言之语，其所受寂寞，当非常人所能理解了。<br/> 一个身处司马氏时期，所谓的“名教”虚伪之风盛行兼政治高压，大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生活就像演戏一样可笑，一个生于晚唐末世，朋党之风盛行兼藩镇割据，侪身士途明哲保身的途径，就是跟风拍马、见风使舵，跟着朋党这个旋涡转。而真情性的阮籍和李商隐都不愿那么做，所以他们与世相违，就有了那份不为人知的刻骨寂寞，如阮籍的“率意独驾、穷途之哭”难道没有不为人所理解的悲哀在内？当时能理解他的，恐怕就只有他的母亲和有限的几个好友而已。所以阮籍在母亲逝世后那样的哀伤，自然有起人伦亲情的因素在内，恐怕也有那种“理解自己的人又少了一个”的哀伤吧。其“直言穷矣”的痛苦可谓感人至深。《阮籍传》有载他曾经造访当时的隐士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的事迹，亦可以做阮籍不为人知而心怀世外的心情的佐证。李商隐因受“牛李党争”影响以及末世之风的羁绊，潦倒终身，他的寂寞，则惟有寄托在他的诗中，“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李商隐《柳》）只有把最真的情感，最深地寄托在那些辞彩秾丽的句子中，才能够抒发心中的凄苦于万一。他的一些追怀阮籍的诗句，便浸透了这种情感体验。<br/> <br/> 四、至情至性的人生诗篇<br/> 《晋书·阮籍传》载：<br/> （籍）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br/> 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br/>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br/> 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个至情至性的阮籍。他的直意而言、为喝酒而做校尉，性至孝，他的直视美色，凭吊素不相识的未嫁女的事迹，登古战场的慨叹，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发自内心。他的一生是在矛盾与苦闷中挣扎的一生，本有心用世，以才高自居。这些在诗歌也有表现：“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泳怀诗》三十八）“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泳怀诗》三十九）但这类诗他写得太少了。魏代汉、晋代魏政治斗争的黑暗卑鄙使他十分鄙薄当道，司马氏大杀名士又使他很恐惧。在生活上他佯狂佯醉，人性而行；政治上，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思想上，倾心玄学，崇尚老庄，追求理想中的美好境界；在感情上，痛恨虚伪的名教中人，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沉重。凡此种种，发之为诗，构成了他诗歌独具的特色。《咏怀诗》有一种意韵深沉的美，要深沉的哲理思索关照人生，与建安诗人相比，把人生的悲哀挖掘得更全面更深入，因而也显得更沉痛。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这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广忧愤，对人生悲剧的无限悲哀。另一方面，阮籍诗中也有清逸玄远之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称“响逸而调远”。如《咏怀诗》十九、二十一、四十三等。<br/> 阮籍诗八十余篇皆以“咏怀”为题，这样的题目和李商隐的“无题”如出一辙。都有强烈的抒怀色彩。而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已经去魏晋很远，时代的发展，风气的演变，使他不可能再像阮籍那样在行为中表现得佯狂任性、随意而为了，故他的至情至性，我们仅可以从他的诗中去了解：正因为李商隐较之阮籍少了佯狂佯醉的发泄途径，他的情感和才情便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每一首诗，灵心善感，一往情深，无论是对爱情的追忆，还是对历史的感慨，几乎都是“情深苦至”，表现出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而尤以《无题》诗为深情。因为深故显得幽远，因为痛故显得哀怨。有时会富于象征性而难以确切解释。如“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如在冷艳的芳菲中，露出一双因疲倦与伤感显得绝望的眼。让人不忍瘁读。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其四）虽有蓬山万重，枕边仍似留有淡香。不是情浓，而是痴绝。再如“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个人悲愤中深藏着对历史对国家的忧惧。“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其二）在思索的同时，更作出了批判。<br/> 可以看出，李商隐的咏史诗，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如上面的《贾生》与《隋宫》，而李商隐的艳情诗，其实也可以作为感怀身世的咏史诗来读，亦有对昔日的追忆、亦有对今日的叹惋，李商隐所处的时代，藩镇割据，朋党相争，世道没落，使得诗人空有一腔才情抱负而无由施展，甚至于羞于言说，只能以曲笔隐约地流露出来，这样的人生状态是很残酷的，在李商隐死后，当时的一位诗人崔珏作了一首诗《哭李商隐》这样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而时代给他的志向上的失意，正如生活给与他爱情上的失意一样，两种相同的状态交织在一起，共现于商隐隐曲朦胧的诗句中，为后人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多义性的审美感受。<br/> 这样，我们看到阮籍与李商隐在性情上的契合，他们有相似的大时代背景，有相似的人生境遇，有相似的高迈飞扬的才情，而性格上又同样真挚。只不过，因为时代相隔，阮籍的才情还能狂放不羁地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来，而李商隐稍一发表对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李德裕政治集团的同情，便陷于党争的旋涡中不可自免。所以只能把真情偷偷地埋藏在他的诗句中，也因此他的诗显得十分深情。若要细细分别二者差别，恐怕便在此处：阮籍的性情，可用“至真”二字形容，李商隐的性情，则可用“至深”二字形容。“至真”所以言辞慷慨，其诗则如长声太息，，“至深”所以辞深隐奥，其诗则辞采纤秾，每多寄托。但阮籍的也是处在政治高压的时代，所以他的《咏怀》在悲慨激昂的时候是直抒胸臆，至于说到原因的时候，则又用了曲笔。故后人论诗，阮籍与李商隐都以辞深隐奥见长。<br/> 阮籍与李商隐之间，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而他们的名声事迹，到了后世，亦传为风流美谈。如果要总括一下二人的契合，大概“文章憎命达”，人穷而后诗工当是比较合适的吧。 <p></p><p>虽然李义山为人比较软弱以及有些功利，有时候不如阮籍强硬 说他们不是很像也可以理解</p><p></p><p>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br/> <br/> <br/> 阮籍以性情留于后人<br/> 义山以诗文留于后人<br/></p><p></p>[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8 20:38:46编辑过]
<p>“木秀于林，风必催之”，由阮籍我想到了嵇康。。。。。。</p><p>要是《广陵散》流传下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动听的曲子。。。。</p> 文人有个相同的地方，酸，酸得硬气 <p><font size="2">“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font></p><p>他们相隔了6个世纪，却是如此的相通，不知李商隐的这句诗是否有更深的含义</p> <p>恩 嵇康 恩 广陵散</p><p>美丽的绝响</p><p></p> 现在的广零散是真的还是假的 <p>应该是此广陵散 非彼广陵散吧</p> <p>我是路过的</p><p>妈妈说要留下脚印么</p><p>我就留下了</p>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我是文盲，但我也听说过这两人 寂寞到级致,也就成了诗 大家都很有文学的样子,汗颜哪 我纯粹来顶的 公子不要谦虚 竹林七贤之一之嵇康,他除在文学，思想上取得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br/><br/>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晋书·嵇康传》云，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br/><br/>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说：<br/><br/>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衣革带，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字)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 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日：“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击其头曰：“闻之奏琴，不觉心开神悟，况若暂生。”邀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辨，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 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遇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br/><br/>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珮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兔遭大祸。<br/><br/>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br/><br/>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嵇康是愤然不平。为表示反抗，他经常逃入山林，与竹林七贤相与邀游。袁颜伯《竹林七贤传》云：“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正因嵇康这种愤世嫉俗的表现，使他在音乐创作与演奏上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br/><br/>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这一古代名曲经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曲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象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历代传颂者的心血。据《世说新语·雅量》载：<br/><br/>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正因为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一定程度上，《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但所谓“于今绝矣”则非指曲子本身而言，它主要反映了嵇康临刑时的愤激之语。事实上，琴曲《广陵散》经《神奇秘谱》保存，一直流传到今天。<br/><br/>正因为嵇康有着很深的音乐功底，所以，他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共同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但未被允许，使“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本传)。因此，嵇康的名字始终与《广陵散》联系在一起。<br/><br/>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br/><br/> <p>大家很厉害啊</p><p>感觉自己很文盲的样子</p> <p>继续顶啊 呵呵</p><p></p> 那我也顶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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